文物往往集历史性、文化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承载与显现。而带有着收藏者故事与经历的文物，则更多添了几分人情味与独特的人文气息。

20世纪上半叶，在动荡转折的社会环境里，许多文化学者不仅是古玩收藏与鉴赏大家，也都是对民族文化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以身家性命保护保全国宝，为保存祖国的珍贵文物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仅为中国收藏史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更重新构建与书写了一部丰富的中国美术史。现在，人们排着长队也要到博物馆、美术馆去欣赏的艺术经典。如展子虔的《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等，就来自于这些先贤的费心收藏与保护。

容庚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位。11月3日，“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品包括容庚捐赠的个人书画、篆刻作品，容庚及其家属捐赠的青铜器、历代书画、丛帖、金石拓片、手稿、信札、印章以及各类文献资料等近300件，涉及门类广泛，涵盖容庚最为精华的收藏。

为国而藏 为民而捐

容庚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古物鉴定家。其收藏起源于个人对于金石与书画的热爱，更在于“一定要让这些文物留在中国，以后才能让中国的后代子孙看到前人的文化与精神”（容庚之女容璞语）的爱国情怀。容庚的弟子、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陈初生曾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铜器每有出土，多被外国人所购，流失到海外，国民政府“莫能救”。容庚对此十分痛心，从此更不遗余力的尽己所能保护国家文物。

容璞回忆，那时父亲与家人商定，把每个月工资的一半交给母亲当家，剩下的则都用来收藏。“父亲身为一个大学教授，本来有着较高的薪金，但因为他要留一半的工资作收藏用，所以我们一直过着比较简朴甚至是节衣缩食的生活。记得我和妹妹小时候穿的校服，是我爸爸用一件他的长衫改成了两件给我们的。而每次到了要交学费时，父亲都要变卖他的藏书换成金条支付。即使这样，我们全家也都很支持他的收藏，因为常听他说‘好东西不能流失，我们能留住一件是一件。’”

当时在北京的住所中，包括容璞在内的4个容庚最小的子女睡的床，是由4个木箱子拼接而成。这4个箱子里面全部整齐地排放着容庚最珍贵的铜器、字画等文物。“父亲看这些文物就像他的子女一样，每逢有朋友来访时，想看这些收藏品，他都不厌其烦地让我们先把被褥掀开，再一件一件的拿出来让人欣赏，这也是我们几个子女对古铜器和字画最初的认识。”

金文编手稿四册 容庚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藏

1956年，容庚的6个子女全部都从大学毕业了。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一批批整理自己所藏，陆续捐赠给国家新建的博物馆和有关部门，以便更好地展开对这些文物的学术研究。容璞告诉记者：“1982年冬，父亲不慎在床旁跌了一跤，摔断了股骨颈，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能起床，患病期间仍念念不忘他收藏的法帖。记得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把被单一层一层叠得很整齐，然后轻声对我说千万不要损害这些‘法帖’，其实他是把被单当成了法帖。我们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对这些文物的热爱和珍惜。”面对如此心爱之物，为了防止在其身后散失，更为了能让更多人受益，容庚做出了将它们完整献给国家的决定。在他辞世后，容庚后人亦遵循遗训“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陆续将其生前未及捐赠的文物捐献给国家。

江南山水图（国画） 80.2×34厘米 明 董其昌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独具慧眼的学者型收藏

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还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这让他有机会频繁接触大量珍贵文物，也让资金并不充裕的他练就了一双鉴别藏品的“火眼金睛”。容璞女婿罗兵告诉记者，容庚的不少收藏在购入时被人视为冷僻之物，但他却一直坚持“人舍我取，人取我舍”，而事后往往也证明容庚眼光的独到。

秋树聚禽图（国画） 152.5×77厘米 明 林良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原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陈伟安介绍，容庚不仅独具慧眼，还很有经营头脑，从而以藏养藏，得以让收藏日渐丰富。陈伟安举了个例子，1930年，山西有个大收藏家手中有一批青铜器，总价1万银元，若无国内藏家接手，就将卖给洋人。容庚得到消息，与其商议，先付一半定金为保，带着这批藏品回到北京，召集同好前来赏玩，很快就凑齐了所需的1万银元，且颇有盈余，还能再购入其他收藏。

纵览容庚所藏，可以用“广而精”来形容，不仅涉及门类众多，数量可观（据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受捐机构的不完全统计，容庚及其家属先后捐赠青铜器200余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套，古籍善本1万余套册，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千余件，以及大量的著作手稿、刻本、抄本），且不乏诸多精品，青铜器栾书缶、黄公望《溪山图》、戴进《山高水长图》、林良《秋树聚禽图》等名迹，皆为容庚收藏重磅之作。据书画鉴赏家万君超说，容庚在书画收藏过程中还有意识地形成系列收藏。比如他收文徵明《草书诗卷》后，再收文氏的画，后渐收其子文彭、文嘉，其侄文伯仁，其弟子陈淳、钱谷等人之作。又如他收章谷《八景图册》，续又收其子章采、章声的作品，可谓眼光独具。而容庚对这些收藏展开的研究，亦与其考古、古文字等治学成就珠璧交辉，相辅相成。

临毛公鼎（书法） 117×49厘米 1978年 容庚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事实上，容庚、张伯驹、邓拓等人的收藏都是典型的学者型收藏，是集历史性、文人性和专业性为一体的综合研究性收藏。他们收藏的作品上起夏商周，下至晚清，构成了较为完整的风格谱系和历史序列。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的毕生所藏，都可以通过时间的纵向发展勾勒出中国书画发展历史的基本状貌，也难怪邓拓和叶恭绰在世时都曾想以自己的收藏来写一部《中国美术史》。这些个人所藏书画的每一次捐赠，都是对中国美术史的一次重新建构与书写，他们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的部分空白，也彰显出不同的个体对中国美术史的不同观照与研究。

（文中配图皆为容庚捐赠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