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 随着Assouline 出版社的一本关于伊朗末代皇后Empress Farah Pahlavi （法拉赫皇后）为德黑兰当代艺术美术馆（Tehran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简称TMoCA）收入的艺术收藏精品书的出版，这批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后被藏匿于德黑兰当代美术馆地下室里，40年来未见于世的艺术收藏重回人们的视线。

这本价格不菲的艺术书（£650英镑）《Iran Modern: The Empress of Art》由艺术顾问Viola Raikhel-Bolot 和作家MirandaDarling共同创作完成，它为世人展现了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与任何西方美术馆馆藏媲美的法拉赫王后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收藏——其中包括毕加索、梵高、弗朗西斯培根、罗斯科、德库宁和安迪沃霍尔等人的重要作品，现在这个收藏价值约为$3billion。

当时我去了位于伦敦Piccadilly的Maison Assouline 为书籍出版举行的庆祝酒会，被当时的场面小小震撼——到场的嘉宾大多是伊朗人，衣鬓得体气派，也有一家两代、三代一起出席，他们中许多都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后的伊朗一代移民，大家齐聚以此为了亲眼目睹一下亲临现场的法拉赫王后的风采，也是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向这位40年来流亡海外至今从未踏上伊朗土地的王后送以一个拥抱或是一声关怀。

法拉赫皇后为伊朗的文化与艺术做出太多贡献，而她一家人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的命运却叫人唏嘘。大时代的背景为法拉赫皇后的艺术收藏赋予深远意义，它不仅仅代表了巴列维王权统治下伊朗皇后的文化野心和巴列维政权为伊朗绘制的文化蓝图；革命爆发后，与这批艺术收藏有关的事件更是体现了伊朗在文化风貌与外交上的今昔鲜明对比。

Empress Farah Pahlavi 法拉赫皇后

伊朗末代皇后法拉赫（Empress Farah Pahlavi）原名为法拉狄巴（Farah Diba）， 1938年10月14日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热爱艺术和建筑的她年轻时留学法国。1959年在巴黎修读建筑期间有一次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了伊朗驻法大使馆的活动，在那里相遇了巴列维国王，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他们于同年12月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婚礼。

法拉赫会讲英语和法语，她优雅的言谈举止和一颦一笑都散发着高贵的皇族气质，被当时的外媒称为“中东的杰奎琳肯尼迪”并获得了“伊朗玫瑰”的美誉。1967年10月26日，法拉赫成为了伊朗巴列维王朝唯一被加冕的皇后， 70年代伊朗通过了若国王遭遇不测，法拉赫皇后可行使王权至王储成年的立法。

白色革命和德黑兰美术馆的艺术收藏起源

上世纪60、70年代，在冷战和地区局势混乱的环境下，伊朗以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石油资源优势，在中东具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也是英美不可缺少的盟友。在文化层面上，那时也是伊朗的黄金时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开放。巴列维国王于1963年启动的白色革命推动了土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基础设施兴建，并给予了妇女投票权。热爱文化艺术的法拉赫皇后亦致力于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了发扬传统的伊朗文化和支持本土艺术家，她带头兴建了许多文化机构和博物馆，并为提升旅游业于1967年建立了希拉兹艺术节（Shiraz Arts Festival），这些文化项目算是巴列维国王白色革命的一部分。当时的伊朗妇女不需要面带黑纱，也可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与西方中产阶级妇女差别不大。而巴列维皇室更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在他们的邀请下，伊朗成为了当时各国元首和名人访问的“热门国家”。

法拉赫皇后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收藏正是诞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70年代初，法拉赫皇后出席了Iran Darroudi艺术展的开幕，当时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对她说许多艺术家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展示他们的作品。法拉赫皇后认为那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开始展开了在德黑兰打造一个现当代艺术美术馆的筹备工作。70年代OPEC一夜提高了石油价格，伊朗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部分阶层人士暴富。法拉赫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那里获得了打造美术馆的投入资金，并召来表亲Kamran Diba 做美术馆的外观设计。最初她想回购流散于世界各地的伊朗古代手工艺品，但很快意识到那样做开支巨大相比之下当时的西方现代艺术品更容易获取。法拉赫召集了多位西方艺术顾问和机构专家，包括美国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法国南部的麦格特艺术基金会（Maeght Art Foundation）顾问，为德黑兰当代艺术美术馆（TMoCA） 购入了150多件西方现代大师作品——其中有毕加索1927年的杰作 “The Painter and His Model” （学术专家称这幅作品是连接毕加索两幅举世之作“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7) 和“Guernica” (1937) 最重要的作品），Willem de Kooning 的《Woman III,Jackson Pollock 的《印度红地壁画》（Mural on Indian Red Ground，作于 1950年）和Paul Gauguin 的《日本木刻静物》（Still Life with Japanese Woodcut，作于1889年）。

那时法拉赫全世界穿梭会见艺术家，她在巴黎见到了达利，在南法拜访Chagall 的工作室。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桥段还是她和Andy Warhol的交集：1974年， 法拉赫皇后在JimmyCarter总统的白宫晚宴首次相见Andy Warhol。据Warhol回忆称， 当时法拉赫皇后从一个房间跟随他到了另一个房间，他当时很担心以为女王在跟踪他并想邀请他一起跳舞。1976年，在皇后的邀请下, Andy Warhol在《Interview》杂志编辑Bob Colacello的陪同下访问了德黑兰。Bob Colacello 回忆说德黑兰让他想起了比福利山庄，“每个人都在泳池旁边游泳晒太阳，只不过这旁边有波沙地毯。”而Warhol则在酒店里不断地叫客房服务给他上鱼子酱。Warhol 用宝丽莱相机为皇后照了一张相片，随后用以制作他著名的丝网肖像(silkscreen portrait) 。

然而，石油价格上涨也引发了通货膨胀、城乡和阶层间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许多民众对巴勒维皇室为石油收入最大的得益者感到不满。巴列维国王实施的开放文化政策和资助艺术改革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的文化政策和法拉赫的艺术收藏将伊朗置于全球文化板块，提升了伊朗文化在国际舞台的软实力；而另一方面，大量涌入伊朗的西方文化与传统伊斯兰文化相左，这引起了穆斯林守旧势力的愤怒。许多人批评说Shah 当时的文化政策是他暴政以及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遮羞布，而这也加速了日后伊斯兰革命的爆发。

在Andy Warhol 和助理Fred Hughes 参加卡特总统为巴列维举办的国宴时，白宫外就有8000多位示威者。在那时，伊朗国内就渐渐出现大大小小的反巴列维示威游行。巴列维政权也不断遭到美国媒体的批判。The Village Voice 曾把Andy Warhol 和法拉赫皇后放在封面上，并加以“The Beautiful Butcher” 的标题以示嘲讽。一年之后，历史上著名的伊斯兰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在革命过程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什叶派政教合一政体，伊斯兰共和国成立。1979年1月被推翻政权的巴列维国王被迫携妻室匆匆离开伊朗，从此开始了颠肺流离的流亡生活。

迫于伊朗新政府的压力，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伊朗王室。美国卡特政府当时允许巴列维在美国进行医务治疗，却因为伊朗军力占领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质押了人质而迫于压力将巴列维一家驱逐出境。巴列维一家先后流亡于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墨西哥等国家，而早已身患癌症的国王不幸病情恶化，于1980年客死于埃及。巴列维病逝后，美国的里根政府对法拉赫皇后和家人的态度渐渐转变，批准了法拉赫带四个孩子在美国定居。然而，不幸仍没有放过这一家人， 2001年，法拉赫31岁的女儿蕾拉在伦敦游历时，由于沮丧失眠，在一家酒店里服用过量镇定剂死亡。随后法拉赫的儿子阿里巴列维在姐姐去世后过度抑郁，在自己的寓所食枪自尽。现在法拉赫住在美国华盛顿旁边的马里兰和巴黎，仍然活跃于国际皇族活动上。她坚信艺术和创造力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并一直致力于支持女性权利和扶持伊朗当代艺术文化的发展，帮助海外的伊朗艺术家发展事业，并把他们介绍給对的人。

今日的伊朗时局动荡，经济低迷，民不聊生，境内反对现政府的抗议游行也不在少数。对于伊朗现在的状况，法拉赫说：“我相信伊朗人民，就像是涅槃的凤凰，会从灰烬中崛起，战胜现在为难他们的局势。我相信光明终会战胜黑暗。”

艺术是政治性的

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的40年来，这批艺术收藏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了德黑兰当代艺术美术馆的地下室里。除了一副Andy Warhol为皇后创作的肖像被反动分子割了一刀、另外美术馆花园中的亨利摩尔雕塑被子弹头击中，至今还有枪孔印记。唯一失去的作品是Willem de Kooning 的 Woman III。1994年，这幅作品通过一个艺术中间商用16世纪波斯手稿the Shahnama of Shah Tahmasp （Book of Kings）作为置换。随后这幅作品以大约 20million 卖给了David Geffen。2006年， David Geffen 以 137.5 million 的价格卖给了对冲基金大佬Steven Cohen, 这也是当代艺术拍卖最高的成交价格之一。

这批艺术收藏中许多作品由于涉及裸体内容而至今不能在伊朗境内展出。2005年，德黑兰美术馆总监Alireza Samiazar 在美术馆内展出部分收藏，却在展览开幕不到两小时内，遭遇传统势力的制裁者闯进美术馆勒令将Francis Bacon 的一副描绘两个男人裸体的triptych取下。

一直以来，西方艺术机构这批收藏也兴趣盎然，曾纷纷向德黑兰美术馆发出借作品在西方展览的邀请，却屡次遭到拒绝。2013年，德黑兰美术馆的trustees 开始商讨将藏品在全球范围内展览，以此来为美术馆募款，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的Joachim Jager 曾向当时的外交部长Frank-Walter Steinmeiter 寻求帮助，意大利的外交大臣Paolo Gentiloni 也曾向罗马Foundazione MAXXI 的主席Giovanna Melandri 提出展览建议，两国文化使者和美术馆高层都有和德黑兰美术馆针对巡展一事进行谈判，展览最终却因为各种外交和政治原因被无限推迟，至今全球展览项目仍未实现。

如果说皇后收藏中作品在伊朗境内展出的情况反映出的是当前的伊朗政治与文化风貌与其过去的对比，那么将这批藏品在海外展出的计划屡遭禁止体现的则是伊朗当前的与巴列维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外交态度。纵观历史的变迁来看待法拉赫往后的艺术收藏，它的意义深远——它诞生于全球化和文明冲突理论的话语之前，代表了法拉赫皇后的视野和为伊朗设计的文化蓝图。即使许多人会提出，这批艺术收藏是巴列维国王通过软文化的外交政策掩盖他其他方面在伊朗境内更残酷的霸权的体现，时至今日，伊朗人意识到国家当下的社会状况并不比70年代巴列维专政时好到哪儿去。他们更羡慕70年代文化的繁荣，并更加尊敬巴列维国王和法拉赫皇后。如今伊朗人民难免带着“缅怀旧日美好时光” 的情绪，把缅怀巴列维作为对当权政府和伊斯兰共和国不满的宣泄。我不禁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都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推动文化艺术来打造软实力有多么重要？也许伊朗的案例会告诉我们，至少文化的自由与艺术的繁荣能够振兴人们内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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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首发于FT中文网

文|Luning